訪問：梁國全傳道（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受訪：吳錦波牧師（Island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牧師）
梁：梁國全傳道
吳：吳錦波牧師
梁：你是從小已在國際教會中成長的嗎？
吳：不。我是汕頭出生，但在香港長大。就讀的是普通的街坊學校，在九龍城的一間潮州人教會長大。大學畢業後有十多年時間於福音機構中事奉，從未想過將來會以英語作服侍。
梁：為何你會到國際教會事奉？
吳：事情由與太太一起往洛杉磯和蘇格蘭修讀神學開始，不過是短短四年的時間，就令我產生了不少連自己也不知道的改變。
當我神學畢業回流香港後，就開始常出現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香港是我家，但香港又不是我家」。偶然我又會懷念那海外的家，不禁感慨香港變了很多。當與弟兄、好友相處分享時，縱然他們待我很好，但始終無法明白我的經歷與感受，於是那種「You don’t understand me！」的感受就越發強烈。
直到後來我才意識到，原來是那短短四年的外國生活，令我接受了許多外地的文化。原來香港沒有變，但我已改變，變成夾在兩個文化的中間。其實許多從海外回流的人，當他們帶著外國的文化、視野和世界觀去重新思考或詮釋自己的身份時，他們就會經歷這種逆向文化衝擊（Reverse Cultural Shock）。我們當然不是外國人，但也不再是地道的香港人了。
在尋找教會的過程中也遇到相似的困難，結果在多番嘗試下仍未能在華人堂會落腳。最後輾轉到了尖沙咀的一間英語堂會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也就是我現時事奉的堂會Island Evangelical Community Church的母會。
梁：按你牧養的經驗，參加國際教會的會眾是甚麼人？
吳：在我的觀察中，國際教會的會眾至少可分成六類。最容易想到的一類當然是外國人（Expats），包括歐、美、澳、中東、非裔等等。他們有不同膚色，也操不同的語言，但這類人事實上只佔國際教會的少數，加起來不超過10%。
第二類是外籍華人（Chinese Expats），他們本身有華人血統，但在海外出生及成長，因工作或親人的原因回到香港，主要語言仍是以英語為主。
第三類是本地出生的外籍人士，包括印巴裔，菲律賓，拉丁裔等等。他們在香港出生成長，不少更精通廣東話。
然而，在國際教會中佔最多的是第四類，那些在海外留學或公幹後來回港的香港人，估計佔50%至65%。我們稱呼他們為「海歸」。在我教會中所有的聚會（崇拜、主日學、小組）都是以英語進行，但有趣的是一旦離開聚會的地方，在梯間聽到的盡是廣東話和普通話，這是很常見的現象。
另有一類會眾是華人堂會不以為然的，就是國際學校的學生及家長。近十年愈來愈多這類家長把子女送到國際學校讀書，而當這批學生到了青少年時期，漸漸難以與華語堂會的同輩溝通時，就更傾向跟同學到英語教會聚會。於是當家長渴望跟子女上同一所教會時，就會一起遷到國際教會去。在我的教會中，95%的學生都是在國際學校讀書。
最後一類當然就是本地香港人。他們從來沒有出國留學或工作，卻喜歡參與國際教會的聚會。所以總括而言，國際教會並非外國人教會，而是使用英語的本地教會。
梁：按你的觀察，一般人為何會選擇返國際教會聚會？
吳：當我問弟兄姊妹這個問題，他們普遍會覺得國際教會較不拘禮節（Casual），感覺輕鬆。他們會形容崇拜的氣氛較歡愉，也比較親切。在衣著和稱呼上也較少限制，例如教牧同工於台上講道不一定要打領呔，會眾與教牧對話時也可省略稱謂直呼名字。
華人堂會予人感覺常以對錯或好壞的角度去定性一些行為。當國際教會選擇捨棄這些價值判斷，而是單純視之為文化的不同，未信者到教會時就少了局促的感覺，反而多了一份親近和平等，使他們可以較容易表達真我。
梁：你的教會還有哪些具吸引力文化可與我們分享？
吳：為要令未信者覺得自己受歡迎，我們在崇拜的禮堂設計佈置上會較敢於嘗試及創新，致力塑造崇拜前後親切的氣氛。在講道中牧者除了會教導聖經真理以外，也會較敢於分享和表露自己過去的掙扎，然後述說神如何施恩扶助。這一方面讓會眾感覺我們坦誠開放，增加與彼此間的認同感，拉近關係；另一方面也鼓勵會眾，積極和正面地等候神。
在牧養方面，我們著意投資兒童、青少年事工，我會稱之為撒種文化（Sowing）。因為這些投資在現階段是零回報，可能要等十年或二十年，甚至那些回報是在其他堂會中出現，但我們並不介意為上帝的國度去作這種投資，甚至會把一些明顯是被「佔便宜」的行為看作是一種恩典，一個服侍的機遇。
另外我們重視參與，除了參加崇拜，也期望弟兄姊妹能加入屬靈群體，一同參與在服侍的過程中。我們強調在領受恩典的同時，也分享神的恩典，分享的形式可以包括奉獻，社區工作，星期日義工，宣教等等。較與眾不同的是，我們容許未信主的人參與一些合適的服侍崗位，這樣他們就能經歷一個信徒的生命，近距離觀察我們的言語和行為，從而引證我們所傳的信仰是否值得他們考慮。
與此配合的是一種信任文化，我們的服侍會賦權給義工帶領，培養他們的承擔，也不需層層上報，同工有時只是扮演一個支援的角色。而且，與一般堂會先訓練後事奉的領袖培育手法不同，我們會讓弟兄姊妹先事奉，從中他們經歷裝備不足，就更願意和主動接受訓練。
這種信任文化也適用於教牧同工團隊。同工獲得足夠的信任和自由，即使突然有一天不在辦公室，團隊只會認為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處理。一般在較傳統的堂會中，同工們做事都會較為謹慎，避免出錯，但在我們的教會中，會勇於嘗試不怕錯，著重創新和嘗試。即使中間有所出錯甚至造成失敗，我們反而會一起為「失敗」慶祝，再從中學習，探討可作改善的地方。
最後一種值得分享的，就是國際堂會獨有的文化。由於我們處於兩個語言、兩個文化的之間，我們在西方的文化和華人的價值觀中，兩者取其好，就成了我們的優勢。
(整理：劉梓濠先生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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