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需小心解讀的數據
「2021逆境中香港教會跟進研究」發現，在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首四波疫情期間（2020年1月至2021年5月），堂會每周崇拜聚會的平均出席人數呈現一種U型走勢 —— 初期明顯下跌，中期轉為穩定，後期逐步恢復。（圖1）可以想像，隨著時間和經驗的累積，堂會逐漸掌握維持網絡崇拜的所需技巧和技術，甚至優化，如此看來，這種U型走勢仍合符現實。
出人意外的是，2021年5月份的數據。當時第四波疫情完結，政府放寬宗教活動參與者人數，限制在不多於該處所作為崇拜地點通常可容納人數的30%。堂會在恢復實體崇拜的同時，仍維持直播作網絡崇拜。若單純把實體崇拜人數181,664人和網上直播109,047人相加，總人數為290,711人。這人數不但高於2019年12月疫情開始前的248,183人，甚至高於2019年3月反修例運動爆發前的268,822人，直迫2014年3月雨傘運動出現前的305,147人。這似乎有欠真實。本文將分享有關網絡崇拜人數的統計方法，成為閱讀「簡報」時的參考，減少日後出現數據誤讀的機會。
圖1：疫情期間堂會每周崇拜平均出席人數
為何不宜直接相加？
圖2：堂會統計／紀錄／計算網絡崇拜參與情況的方式
堂會之間的具體統計方法即使有別，但實體崇拜人數一般而言都是「數點」出來的。然而，圖2顯示僅22.3%的堂會採用本身的方法（包括網上點名表、由教牧同工或小組組長事後查詢等）計算網絡崇拜的人數。這與當崇拜遷移到網上時，維持「數點」的難度就隨之而增加有關。
取而代之，逾半的堂會依從直播軟件反映的數目作人數紀錄，其中約三成於崇拜期間特定時間點（如崇拜開始後15分鐘、講道期間、講道結束等）作紀錄，另外兩成堂會則於崇拜結束一段時間後（如24小時後）作紀錄。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軟件只能反映觀看人次，而非觀看人數。而人次與人數之間也沒有必然的換算或大小關係。舉例，一對夫婦參與崇拜較多是共用一台裝置進行，這樣一次觀看的背後代表的是兩個人。若堂會崇拜結束與作紀錄的時間之間足夠長，則一人重覆觀看多次的情況亦變得可能，使人次與人數間的關係變得更複雜。
這樣看來，網絡崇拜的觀看人次才是較客觀、準確、具參考價值和可比較性的數據。這也是「跟進研究」問卷先問及人次的原因。同一時間，研究組成員相信經歷一年半的時間，某些堂會有可能漸漸發展出一套估算及比較崇拜人數的方法，供其報告（如會友大會、宗派報告等）之用。這些經堂會修訂及估算的「人數」雖屬主觀數據，但卻提供了「人次」與「人數」之間的比例這一重要數據，讓研究組可基於堂會的規模與進行網絡崇拜的方式，分層推算餘下18.4%沒有統計崇拜人次或人數的堂會。
需知道當使用的統計方法不同，推算出來的數據就會有不同程度的誤差，直接相加更會把誤差進一步擴大，降低其參考價值。故「簡報」採用了折衷的做法，把兩類崇拜分別列出，只作實體與實體、網絡與網絡之間的比較。
其他可能的解讀
相比「堂會崇拜人數幾近重返傘運前水平」的結論，2021年5月的數據較可能反映「逛教會現象」（Church Hopping and Shopping）的流行。由於疫情導致網絡崇拜廣泛存在，跳到不同的堂會參與崇拜，甚至追聽特定講員的訊息都變得更容易。個別會眾可能收聽某牧者的講道幾分鐘後覺得不合心意，就在搜尋欄另覓一間堂會。筆者不評論這種現象，只從研究的角度說明，現在已與疫情前那段僅有實體崇拜的時期不同。畢竟移動的時間成本明顯減少，就算等待自己堂會的崇拜完結後才開始觀看其他堂會的講道錄影，這也有機會被計算為觀看人次／人數。這種「逛教會現象」愈流行，崇拜人數就愈被放大，故解讀數據時需格外留意。
另外，2021年5月的數據也可能反映移民會眾（包括移民已久）未能融入當地的堂會。網絡崇拜的出現使他們可繼續於網上參與／重返香港堂會的崇拜（甚至小組），聚舊之餘又能維繫／重建信仰生活。除非堂會刻意標識崇拜參與者的IP位址（網際網絡協定位址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或採用網上點名表等方法加以區分，否則這群移民會眾也是解讀網絡崇拜數據時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
結語
網絡崇拜於疫情發生後才變得普及，其研究方法與解讀跟實體崇拜亦有明顯的分別。在便利與準確之間，筆者鼓勵堂會選擇在崇拜期間特定時間點，依從直播軟件反映的數目作紀錄。至於如何辨別各種可能的解讀，則需要其他不同來源的研究報告，以拼湊出更完整圖畫作參考。更重要的是，當上述數據顯示整個參與教會崇拜生態正在改變時，堂會的牧養方面又怎樣做到更適切？這需要堂會進一步探索。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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