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之前發表「2023香港教會形態發展趨勢研究」，研究員以質性訪談六間堂會的牧者，就「考慮／計劃改變堂會運作模式」這課題上，了解這六間堂會在面向轉型時，在考慮、決定、助力和阻力這四方面經歷了甚麼。研究結果顯示，這些堂會談到的轉型至少有兩方面，其一是信徒領袖的培育和社區服侍，其二是聚會形式。前者更可視為第一階段，若有所成，可促進後者。堂會考慮改變現行運作模式的主因是政治，尤其顧慮國安法的執行或其他對宗教的限制，疫情只是當時推動轉變的助力。調查也發現成功轉變的堂會若不是會眾能擁抱變的異象或都順服帶領，就是因為堂會能連結那些願意參與轉變的會眾，成為關鍵的改變力量。其中已成功轉型的堂會，都沒有隨社會復常而恢復過去的聚會形式。相關研究結果請參考《2023香港教會形態發展趨勢研究》。
我們堂會的變革
這訪談研究印證我負責牧養的堂會在這幾年間轉變的經驗，當時一些誤打誤撞、因時制宜的措施，恰巧也是研究報告中提到的成功轉變的助因。2016年，我們由於單位未能成功申請改變用途，決定離開原有的商廈一樓，借用一學校禮堂聚會，為期五年。我們在2019年成功購到新物業，經數個月裝修後，在2020年1月搬到大角咀與深水埗交界處的地舖，由之前相對隱敝之寫字樓轉為面向公眾的街舖，積極與社區坊眾接觸，要與他們成為鄰舍。那時的社會外圍環境，正是政治大動盪後的傷痛，又在移民潮和退休潮的氛圍下，後來亦要面對政府推陳出新的防疫措施，實在很不容易。我們劃出了新堂的部份地方作為「外院」，開放給鄰舍使用。軟件方面，我們推動會眾有活潑的日常社交接觸，互相支援。信徒單位的運作，從舉辦主題聚會漸轉為以經營人際關係及靈命為主。信徒的培育，亦由頗具規模的大眾信仰課程系統，轉為以配合堂會的轉型需要而設的零星課程，並發展一對一的守望陪伴，搭建可延伸的守望網絡。遷到新地點後，堂會可謂翻天覆地。會眾對轉變的適應步伐不一，但大家努力共融前行。
讓會眾擁抱變革的異象：神學論述
訪談研究發現，堂會會眾若擁抱轉變的異象（至少是因順服而配合），令轉變容易達成。我認識一間因環境變遷而需要轉型的堂會，由於推動轉變的領袖所擁抱的轉型異象未有足夠時間在會眾中發酵，會眾是在緊迫的時機下配合搬遷及轉型，但其實在運作及準備上未做好準備，對新形態的運作感到陌生，不少會友對新堂的方向不甚明白，或抱有懷疑。因此，變革之後要持續發展，遇到不少難處。回想自己這邊堂會，由於在實際覓地搬遷之前，曾花了數年時間在教會論及福音觀上作出理論上的疏理（按：在研究報告的發布會上，回應嘉賓蕭楚剛牧師亦分享到他的堂會在變革之前，與會眾花時間思考教會論的課題），透過講台信息，寫教材，寫月訊，在主日學中互動闡釋，營會，或在堂務會的領袖中多樣化的分享，令領袖和會眾對變革的原委及內容有足夠時間去消化及討論。我要攪動的，是人的心。在推行一對一門徒訓練及小組化的調整上，也有三年時間進行磋商，持續邀請其他堂會的牧者來分享小組和門徒訓練的信仰原委及實踐經驗，帶領信徒領袖一同參加由教練網絡（CoachNet）舉辦的「化整為零堂會轉型課程」。
這些研討，甚至來到一個地步，一些很認同變革的會眾已不滿我仍然逗留在講解的地步，認為是時候落實推行。當會眾有人比我還心急，進行變革時就發現已儲備了足夠的支援力。事後孔明的話，變革的原委若能札根於信仰內核，便得花時間作仔細的信仰反思及論述。當論述的力度足夠，當會眾自己從信仰內部認同變革，他們會自己推動自己，也彼此推動，而不是被動地由牧者「推一推，郁一郁」。動了心，就能動手。我認識一些很「務實」的牧者，他誤以為會眾對「神學」無興趣，很刻意的繞過神學層次的探討，直接進入實務。但原來繞過神學層面直跳到行政管理，可能令變革變得膚淺，蓄儲不了長遠變革所需的力量。人手緊絀及會眾參與度不高正是變革的阻力，單單由短期危機推動的變革，只能維持短期。另一項變革受到的阻力，是堂會建制「注重緩慢穩定而非快速的轉變」，長期的神學討論，正滿足了堂會建制的安全感。
尋求教與學的突破
其中一個叫研究組感興趣的現象，是在「2019香港教會普查」中，有近一半堂會把「查經／聖經課程」放在首五項培育需要之內，惟在「已有計劃」改變堂會運作模式的堂會中，有七成半不認同「查經／聖經課程」是五項在未來三年中最首要的培育需要，似乎有些甚麼原因令這一組堂會覺得還有其他比這更重要的培育需要。恰巧我也是在醞釀變革的那段時間內停頓了一直以來頗具規模的主日學系統，或者我當時考慮的原因也是其他類似堂會考慮的原因。
一向以來，我們堂會的主日學都是由傳道同工及一些顯出有教導能力的資深會友（不一定是執事，但以執事居多）負責，多數會參考一至兩本釋經書，讓學員有書可循。我們間中也會邀請神學院的老師來講一些專題。我們堂會未搬遷之前，一百四十多人聚會，但會參加主日學的，大概只有四十人。不論辦甚麼科目，都是這四十人中的某些人會參加。要運作這主日學系統，受益的只是這四十人左右的小群，而且每次都是四十人中的十多人。這顯出主日學平台在我們的舊架構中，未能很好發揮應有的功能。經卷為本的教學，通常都無法同時兼顧學員的生活經驗及當下的掙扎。教與學因經卷課程本身的軌軸，須抽離學員切身處境，是由上而下，由古到今，由外至內的學習。但要落實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話，須配合強的互動生活或門訓守望，否則下課就是學習的結束，再沒有「之後」。但互動和守望在我們的堂會卻是很弱，因此當時我覺得首要的工夫不是再開下一堂課。
再者，由於寄居學校的時間只有五年，這五年是最終變革的預備期。所以我要在這五年預備期內，好好推動會眾間的互動。於是，我把崇拜後的「黃金檔期」拿來做小組（這檔期以前是用來開主日學的），大力鼓吹，但自由參與。我把參加者分成若干小組，這些小組在若干時間後便會重組。參加者可在重組時決定是否繼續參加下一期，可進可退。我把主日學由每季開課改為特定時間開課，並安排到主日的下午。那時主要由我或一些神學院老師授課，以專題形式開課，而不是經卷查經。
在五年預備期的尾聲，教牧同工須花時間去掌握不同單位對將來變革的反應或憂慮，我們須因應不同反應為變革作出部署，再加上執事們須為物色堂址與裝修設計等實務花上不少心力。為了減輕人手張力，「集中力量辦大事」，我完全停辦主日學。消極方面，這使我毋須分心預備教學，會眾又毋須花時間上課，可騰出心力為遷堂作好準備。雖然停主日學的安排在疫情前已開始，但後來疫情的出現也令這停頓更易受落。疫情期間網上課程洶湧而出，也彌補了渴望學習的會眾的需求。積極方面，是想推動會眾的小組能一起參加外面多樣化的網上課程，讓小組一同學習，一同切磋，把學習與小組生活連結。坊間的課程十分多元，遠超過一個小堂會的人力能夠提供。早前有資深教牧對地方堂會外判主日學的情況表憂慮，這是明白的。長遠而言，地方堂會教牧若沒有自己的教導，會荒廢建立影響力的平台。但在轉型期，教牧在戰略上可能有更重要的事要辦。
後疫情時代，網上視像會議成了新常態。我也以網上讀書會形式重新運作主日學。主日崇拜後的「黃金時間」仍用作彼此相交，網上主日學放在平日晚上，而且開放給堂會外的基督徒參加（包括我們的小宗派及外面的弟兄姊妹，甚至有海外肢體）。結果，首個課程每堂都有廿多人到卅多人參與，人數翻了一倍。明年我也會與其他堂會合辦網上讀書會。我仍然相信，缺乏堅實的信仰認知，只是感性和人際關係，是不能維持「教會」這逆流的群體，長遠會被大環境的意識形態所吞掉。地方堂會的掙扎，是如何把「行禮如儀」的主日學，活化為群體學習，塑造出在主流大文化下的異文化。我希望漸漸由教牧同工和執事主導的教導，轉化為小組的自學，由小組發動，小組一同學習，一同切磋守望，一同實踐。人動了心，自然會動手。
作者為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尖沙咀迦南堂主任牧師
(此文原刊於第87期《使命與領導》-- 2023香港教會形態發展趨勢研究匯篇，2024年1-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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