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數碼時代，隨着社交媒體大行其道，關鍵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 KOL）遠比傳統組織或團體的領袖更具影響力。香港基督教亦有此跡象，信徒對領袖的期望產生各種變化。有些信徒妄想甚具領袖魅力的「屬靈人」橫空出世，重新帶領香港教會；有些則對宗教體制、權力架構嗤之以鼻，也不再相信領袖角色。過往的領導方式貌似失效之際，教牧今日又該何去何從？
聖經的領袖觀
聖經不時記載民族領袖的事蹟。先有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四位先祖的生平，又高舉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頒布律法的神人摩西，更輯錄不同的先知、祭司和君王。而人民迷戀領袖、膜拜權威的巔峰，相信是「後士師時期」——以色列人不但渴想民族英雄去捍衛自己，更奢求立王去管治他們（撒上八章）。
即使其後經歷國破家亡、同胞被擄、後代歸回，以色列人仍對民族領袖充滿期盼，盼望將來會有一位受膏者、君王，英雄般光復猶太，保家衛國。這正是其中一種舊約中的「彌賽亞想望」（Messianic Expectation）。但在新約時代，耶穌的出現讓這期待落空了。當人民擁戴耶穌為王，耶穌退到山上去（約六15）；當人民迎接耶穌騎驢光榮進城，革命還未開始就結束，祂還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耶穌集合了先知、祭司和君王的三重身份，同時顛覆了當時對三者的理解，體現出領袖的新典範。
失效，還是失焦？
既然耶穌已經以生命示範了領袖的真諦，為甚麼在這個時代領導彷彿失效？「真是個不信的世代啊！……」且慢、且慢。形勢壞透，世界的確每況愈下，不過在歸因於外在環境之先，更值得檢視的問題可能是：到底是教牧對於堂會、信仰群體的帶領已經失去效能，還是領袖自己失去焦點呢？前後兩者論述眾多，在此不贅，但筆者想從「專門化」（Specialization）這一角度稍作反思。
自工業革命以來，工作專門化使生產效率急劇提升，現代社會無不歡迎，當中包括以成本效益至上的香港。恩賜各有不同，而當教牧「按恩賜事奉」並盲目地視之為主流，自然就會出現「事奉專門化」。譬如，擅長宣講與教導的，自然有先知的形象；熱衷禱告與聆聽的，就有祭司的那種作中保的氣質；帶領教會擴堂、組織團隊、動員群眾的也自當有君王的特質。如是者，教牧各自成為獨特的領袖，具備個人長處，期盼團隊能補足自己的弱點。驟眼看來並無不妥。
《把難處變為優勢：作蹣跚的領袖 》作者艾倫德（Dan B. Allender）卻提醒，每一個領袖都要同時成為先知、祭司和君王，三者缺一不可，否則無法作出有效的領導。事實上，教牧若果單單成為其中一種，終究會有強烈的斷裂感。試想像，一位甚有時代觸覺的屬靈領袖，任他再多先知式的批判，若沒有祭司般同情共感的話，他無法與人同行；若沒有君王那種策動與建設，他的宣講也只不過是紙上談兵，改變不了現況。何況經歷過近年的社會事件、新冠疫情與移民潮，香港教會已經千瘡百孔，已不能單靠單一模式去應對處境，已不能單靠單一風格去領導信仰群體。
結語
「事奉專門化」有助教牧昔日專心一致地在教會服侍，可惜這也導致他們難以適應當前多元又不穩定的社會和教會。艾倫德的意思並非要求領袖追求三方面都完美無瑕，而是在自我認識之後，辨別三種領袖角色／風格的強弱，然後嘗試揉合出「三而一」的領導。
回看文首所提部分信徒的境況，筆者不認為成為魅力型領袖就是出路，也不相信堂會或機構內能夠完全無框架、無領袖。關鍵可能取決於教牧是否重新思考自己作為領袖的優缺，重新想像領導的模式。從來，領導甚至牧養都沒有萬能公式，只有與主蹣跚而行。
(此文原刊於第84期《使命與領導》)
作者為「流散者們」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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