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基本數據
教牧同工流動影響堂會的健康發展。過往至今的「教會普查」，備受關注是教牧同工的流動現象。觀察歷屆「普查」中與堂會同工有關的數據，圖1描繪兩個過去從未發生的現象。
圖1：香港堂會教牧同工人數及職位空缺率
第一，是連續兩屆的教牧同工(註1)人數相若（2014年有4,447人，而2019年則有4,513人）；第二，是教牧同工的職位空缺率(註2)回升。事實上，香港每年皆有神學生畢業，減去繼續進修、宣教和進入機構服侍者，數量理應不少。然而，現職教牧同工人數僅增加了66人，職位空缺不減反增185個，其中理由為何？
可能有人認為是教牧同工離職頻繁所致。從受薪教牧同工在職年期分析，雖然2年內、2至6年和6年以上的同工比率與2014年相若，仍可觀察兩個顯著的差別：在職10年以上的同工比率增加，而1年內的則減少。換句話說，普遍同工的在職年期逐漸增加。(圖2)
圖2：堂會受薪教牧同工的在職年期
另一方面，離職的教牧同工人次由2014年的1,791增加至2019年的1,945人，但離職率卻較五年前有輕微減少。(圖3)
圖3：堂會受薪教牧同工的離職人次及離職率
觀察牧職轉換比率的計算公式，已知離職人次增加和兩屆受薪同工人數相若，離職率的下跌代表因離職以外的原因（包括調職、退休和離世），造成牧職流動人次有顯著增加，其增加的幅度超越離職人次的增加幅度。
圖4顯示過去五年教牧同工的退休人次和退休率，兩者的增幅皆超過一倍。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有135人次退休，至2019年317人次退休，其中的增幅182人次竟與圖1顯示的185個職位空缺增幅相若。這反映過去五年的神學畢業生未能完全填補因退休而出現的職位空缺，從而令教牧同工的空缺率回升。
圖4：堂會受薪教牧同工的退休人次及退休率
隨着香港整體人口結構老化，全港現時每年約有六萬名僱員踏入退休年齡，堂會教牧也不例外。有些堂會與宗派，規定教牧退休年齡為60歲，有些則為65歲。「2019香港教會普查」正反映教牧退休潮對堂會人力資源的影響。
展望未來，雖然2019年有全時間神學生的堂會比率與2014年的相若，但神學生總人數卻由1,211人明顯減少至1,042人，跌幅達14.0%。(圖5) 另一方面，有217間堂會的堂主任年齡已過60歲，593間的在51-60歲的範圍內，更有307間堂會表示其堂主任已有計劃退休。這些數據尚未反映政治環境轉變，可能加速移民潮（包括教牧在內）帶來人手更為緊張。
圖5：全時間神學生總人數及有全時間神學生的堂會比率
這些數據皆反映現時的教牧同工空缺，不但在短期因神學生人數減少而未能填補，更會因愈來愈多教牧同工步入退休年齡而繼續增加。教牧退休潮的影響已於2019年逐漸浮現，且將於進一步惡化，情況值得關注。
2. 觀察分析
「每位牧者是暫代的教牧」(every pastor is an interim pastor)。當教牧越早發現自己的職事，會因著各項可預期因素（如退休、移民等）與不可預期因素（如身體發現危疾、情緒嚴重抑鬱等）而要離開現有崗位，及早與堂會領導層制訂「繼任規劃」(succession planning) 是必須的。
教牧的召命是終身，做基督徒與教牧，是不會因年紀而中止。然而「牧職」受聘於堂會，於僱傭關係是有「解除職務」而下崗的出現。教牧從職位上退下來，也是正常的職場生涯。
有些教牧可能因著生活需要而未能按年退休，堂會可以彈性處理。筆者認為堂會可增設部分時間、半職或合約等短期職位（每年雙方重新商談是否續約），從而能善用教牧所長，也同時顧及退休同工經濟需要。
「繼任規劃」不是教牧臨退休前一年才匆促安排。「繼任規劃」應成為堂會重要事工範疇內共識，所有在位領袖，無論是教牧、長執、部長等，於任期未滿前，一方面預備功成身退，另一方面物色人選，給予空間，助對方能「上位」。這便是「領導傳承」的健康文化。主任牧師「空降下來」，於華人教會文化，失敗多於成功。繼任牧者宜熟悉堂會本身傳統與文化，了解組織的核心價值，並能與原來領袖一起共事。
「繼任規劃」越早進行，成效會更好。當堂會意識其堂主任或資深教牧接近退休年齡，能與教牧有良好與互信的溝通，便能及早物色人選，有一至兩年「兩代共事」，從而有較好的過渡。
另一方面，合適教牧不易物色時，堂會長執，可能有些有恩賜與曾受普及神學教育的，也可分擔牧職。教導與牧養，並非局限於聖職人員，長執也同樣各按恩賜、技能、學識與品格參與服侍。
惟有堂會肯正視現實，建立健康的事奉文化，不斷投資於人才培育，才能持續地產生領袖。堂會有委身信徒，且進一步接受神學教育，便能儲備人才，不致領袖老化，能保持堂會活力。
(註)
教牧同工包括「堂主任：牧師」、「堂主任：傳道／宣教師／會吏」、「牧師」、「傳道／宣教師／會吏」。
教牧同工職位空缺率＝期望增添人數／（受薪人數＋義務人數＋期望增添人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