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基本數據
歷屆「香港教會普查」，皆採用五組數據進行觀察，參與堂會聚會人數的多寡和升跌 (圖1) ，這些指標分別是：名冊會友人數(註1)（灰線）、居港會友人數(註2)（橙線）、出席崇拜人數(註3)（紅線）、領聖餐人數(註4)（黃線）與會眾人數(註5)（藍線），另加上推算五年的受洗人數(註6)（綠線）。值得注意是，這些指標各有其限制，不同堂會可能有不同的計算方式，更有些堂會未有任何紀錄。通常，較不準確是名冊會友人數，因為部分堂會採用累積計算，也不刪減已離世的會友。圖1正反映名冊會友人數向上升，其它四組指標都一致地由上升轉為下跌，正描繪著2019年堂會人數遞減的走勢。
圖1：全港堂會各項人數
觀察歷屆「香港教會普查」數據，較能如實反映實況是崇拜人數與會眾人數；通常這兩組數字較為接近，可用來界定堂會規模與計算人數升跌的幅度。2014年有305,147人出席崇拜，及至2019年有268,822人，平均每年增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簡稱CAGR）為 -2.5%，5年內共少了36,325人。回顧歷屆「香港教會普查」，只有1994-1999年出現人數遞減，而當時的CAGR是 -2.0%。換言之，今屆「普查」錄得有紀錄以來最大的跌幅。若再比較參與主要崇拜和青少年崇拜人數，平均每年分別有2.8%和3.7%的參與者流失，情況更為嚴重。 (圖2)
圖2：堂會出席崇拜人數及按年平均增長率
當聚會人數下跌現象出現時，很自然的問題是：這個現象的普遍性如何？不同規模的堂會之間會否有不同的跌幅？為此，我們把連續兩屆「普查」皆有回覆的堂會CAGR，按高低排序後，找到正中間的一個數字作為中位數(Q2)，再確認四分一位數與四分三位數；這三個數字把整體劃分為四等份，每份佔25%。
從圖3可見，歷屆的CAGR四分一位數、CAGR中位數以及CAGR四分三位數形成一條向下的通道。自2004-2009年起，一屆數據比先前一屆為差。增長的堂會速度不及以前為快，相反下跌的堂會，卻較以前急。值得留意的是，2009-2014年的CAGR中位數（灰線）是0.4%，及至2014-2019年下跌至 -1.5%。換句話說2009-2014年，至少有一半堂會的崇拜人數錄得正增長(因為Q2 >0)。然而2014-2019年卻是至少一半堂會流失其崇拜人數（因為Q2 < 0）。
事實上，今屆「普查」負增長堂會佔堂會總數62.4%（2004-2009年和2009-2014年的數字分別是25.6%和37.9%），可見這種流失並非只是個別堂會的遭遇。香港有六成多堂會聚會人數在倒退中。
圖3：堂會崇拜人數CAGR四分一位數、中位數、四分三位數
圖4：不同規模的堂會崇拜人數CAGR四分一位數、中位數、四分三位數
圖4顯示零／負增長的堂會在各個規模中皆佔至少一半（因為Q2≧0）。此外，若以100人和500人看作堂會規模的分界線，可觀察中型規模的流失情況最為嚴重，其次為大型堂會，流失較輕微是小型堂會。
2015年建道神學院量性研究組(註7)首次引入羅倫茲曲線（Lorenz Curve），根據歷屆「普查」公布數據計算出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註8)，進而描繪堂會規模人數不均的現象。我們以2019年教會數據，計算出1999、2004、2009、2014和2019年的堅尼系數分別為0.493、0.512、0.547、0.550和0.538。
圖5中橫軸為堂會數目累計百分比，縱軸為該部分堂會的崇拜人數佔總崇拜人數的百分比，中間則代表著歷屆崇拜人數分配的羅倫茲曲線。不難發現1999至2014年間，曲線按屆逐漸往右下方移動，其弧度同時有所增加，表示愈來愈多的崇拜人數集中在少數堂會內。
圖5：崇拜人數分配曲線
及至2019年，由於大型和中型堂會的信徒流失較小型堂會來得嚴重，導致原本人數不均的現象得以改善，2019年的不均程度（綠線）界乎於2004年（橙線）和2009年（紫線）之間。具體舉例，2014年全港70.0%崇拜人數聚集於30.0%堂會之內，2019年則聚集於31.0%堂會之內(註9)。
2.觀察分析
「2019香港教會普查」反映全球化堂會人數下跌的趨勢。美國 Hartford Institute於2015年有關巨型堂會調查，已指出定期崇拜者出席率下降的走勢。就以一間300人堂會為例，過往有八成人恆常聚會，出席崇拜人數有240人。現今，堂會只有六成信徒恆常聚會，於是崇拜人數變成了180人，另外60人間中或輪流出現。
另一因素，就是「2019香港教會普查」反映2014年9月雨傘運動帶來的衝擊，明顯地青少年崇拜人數跌幅較為嚴重。可以想像，有為數不少的青成年信徒，通常是有大學教育程度，對社會事務與公義較為關心，有理想與正義感的不滿其堂會對公共事務的「政教分離」立論或漠不關心，忿而出走，形成「離堂會」(dechurch)現象。
教會領袖要重新反思，當堂會失掉適切時勢的聖經宣講與教導，信徒之間又不能坦誠交往，只以節目作吸引力的作用失效，肯定會使信徒失望離去。可能有人認為，有部分信徒不滿所屬堂會提供的牧養，於是由甲堂「跳往」(church hopping)乙堂，然而「2019香港教會普查」反映是巨型堂會(人數1000或以上)同樣出現下跌，整體人數於5年內由2014年81,219人，下跌至2019年51,413人，少了29,806人。
巨型堂會發展，正如其它堂會規模一樣，就是聚會人數同樣有上落，於逆境時跌幅更為明顯。相反，100人以內堂會，整體人數於2019年共有575間37,910人，而2014年只有489間共30,812人，有部分是101-200人堂會下跌而陷於這個組別。對中小型堂會而言，聚會人數是忠堅會眾，關係較強，要走的早已離開，故此抗逆力較其它組別為強。
「2019香港教會普查」反映聚會人數下降，尚未計算2019年6月發生的「反修例運動」與2020年的「新冠肺炎」對堂會出席率帶來更大的衝擊。從另一角度看，我們不應盲目追求人數增長，可能加添大量宗教消費者，而非真實的基督門徒。誠實面對聚會人數減少，重新思考更新堂會，而非諉過於社會及世界，才是我們重新出發的起步點。
(註)
以2019年3月31日計算，在教會會友名錄上有登記之會友數字。
以2019年3月31日計算，居住於本港，與教會有聯絡之會友數字。
以2019年3月份平均數字計算，包括會友及非會友。
以2019年3月份首次聖餐聚會合計，包括會友及非會友。
一般穩定出席崇拜聚會之所有年齡人士。
以堂會回答的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受洗人數，取平均數後再乘以五年得出。
胡志偉、劉梓濠，《處境劇變下的牧養更新——香港教會研究2014》（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6），頁88-91。
設羅倫茲曲線與y=x之間的面積為A，而曲線與y=0、x=1之間的面積為B，則堅尼系數為A/(A+B)。堅尼系數界乎於0和1之間，數值越大代表分配愈不均。
設(x0,y0)為崇拜人數分配曲線上的一點，則代表當年全港有(1-y0)崇拜人數聚集於(1-x0)的堂會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