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會普查」始於1989年，每五年進行一次，至今已歷六屆。本文將透過比較過去四屆的數據，從「堂會」、「信徒」、「教牧」和「事工」四方面分享過去廿年（1999-2019）以來香港教會的變化。由於2019年數據稍後收集與整理，本文主要以1999至2014四次「香港教會普查」數據，作為描繪香港教會生態變化的指示。
「堂會」增長
香港華語堂會數目增長的高峰期，反映於1989至1994這五年間，堂會每年平均增長率為3.9%。之後各屆「普查」發現堂會的數目雖有增加，但增長率卻明顯放緩。
如圖1所示，過去20年以來，英語為主要崇拜語言的國際堂會在數目上卻有明顯的增長，由1999年的36間增加至2014年的60間，且每屆的平均增長率皆保持在3.0%或以上，為整體香港教會帶來活力。
圖1：堂會數目，1999-2014年
若按地區觀察，則發現堂會的數目基本上是根據地區人口而增加。過去20年新成立堂會（開始崇拜年份為2000-2014年）首三名最多地區分別是元朗區（25間）、東區（21間）和觀塘區（20間），其中元朗區和觀塘區過去20年的人口分別增加了199,400和77,800人，全港排名第1和第3。
圖2描述1999-2014年各區平均每堂會需要服侍的地區人口數目，可見大部分地區的堂會增長，皆能應付該區的人口增長，惟西貢區和離島區，分別因將軍澳和東涌的新市鎮發展，人口增長速度超越堂會數目，可見這兩區仍有植堂的需要。
圖2：平均每堂會需服待的地區人口，1999-2014年
在這20年間，還有兩個類型的華語堂會在數目上明顯增加，一是大型堂會（崇拜人數500人以上），另一是使用學校場地作為崇拜用途的堂會。值得注意是，2009年前，主要增長是來自有基督教學校願意借出地方，堂校合作，由1999年的101間增加至2009年的203間。然而，2014年這類堂校只維持在200間，整體使用學校場地作崇拜的堂會增長，乃來自非基督教背景的學校（圖3）。
面對前景，堂會爭取空間，有場地可租借，就要善用，毋須放棄。但另一方面，要居安思危，要預早部署應變方案。倘若教育政策有所轉變，校方行政要配合，堂會使用學校場地作為崇拜用途的空間收縮，這些寄居於校或其它福利用途的堂會就要另覓空間，進行聚會。
圖3：使用學校場地作崇拜的堂會數目，1999-2014年
「信徒」變化
圖4：崇拜人數分配曲線，1999-2014年
圖4中橫軸為堂會數目的累計百分比，縱軸為該部分堂會的崇拜人數佔總崇拜人數的百分比。觀察各屆普查的崇拜人數分配曲線，可見這些曲線的弧度按歷屆有所增加，顯示堂會的崇拜人數愈趨不均。 就2014年整體教會的景況，顯示全港70.0%崇拜人數聚集於29.9%堂會之內。若把堂會崇拜人數及其會眾參與事奉比率，以散佈圖（圖5）呈現，可得出負斜率的迴歸線，即是堂會崇拜人數愈多，其會眾參與事奉比率則愈低，2014年的數據較2009年，呈現更大的反比關係。
大型堂會現象，從社會學角度檢視，滿足了當今消費主義的渴求。對會眾而言，信仰生活交由專業教牧悉心打理，任何需用皆由堂會提供，一切鉅細靡遺。對那些不想事奉、或身心俱疲的信徒，大型堂會好處是保障個人的「隱姓埋名」，可獨來獨往，信仰極其私有化，只作旁觀者，消費服務便可。 大型堂會愈多，平均信徒參與事奉的比率相應減少，這是值得關注的現象。一直以來，中小型堂會的優勢，關係導向多於事工導向。中小型堂會往往於人才培育方面，能提供更多空間予信徒參與事奉，並非依賴專業教牧，部分信徒事奉一段年日後，感到不足，從而學習，樂意接受神學或相關培訓。按比例看，神學生來自200人以內堂會，每千名會眾全時間進修神學之人數，由4.8至6.5人，相對之下，501人以上堂會則是2.4至3.3人（2014香港教會普查）。
圖5：堂會崇拜人數及會眾參與事奉比率散佈圖，2009-2014年
信徒流失也是這20年間不少堂會面對的挑戰，只是此現象有惡化的走勢，2009-2014年有426間堂會出現信徒流失，較1999-2004年的212間增加逾一倍。透過比較各屆堂會人數平均年增率的四分一位數、中位數和四分三位數，即使那些人數增長的堂會，其增長率也按年下降（表6）。 從數據反映，香港整體形勢有利傳福音事工，無論是學校、公共場所、醫院、老人院舍、職場等，佈道事工有一定的成效。教會最大的挑戰乃在於牧養，部分信徒得不著適切照顧，再加上個人問題而出走堂會。
「離堂會」(dechurch)現象，反映這些信徒遠離堂會，卻非放棄信仰；這些受傷的、不滿的「離堂會」教牧與信徒，怎樣引導他／她們重建信任關係，重新投入教會生活，就是我們面前要思考與應對。
表6：堂會人數平均年增率四分一位數、中位數和四分三位數，1999-2014年
還有會眾老齡化，如圖7所示，25-44歲、45-64歲與65歲或以上的會眾比率乃按年增加，而15歲以下與15-24歲的會眾比率則按年減少。金齡信徒（泛指50歲以上）增多，這些大多高學歷（至少中學畢業）、身體健壯的中產信徒，明顯與傳統的長者群體有所分別，怎樣牧養與動員這些信徒，也是我們要探討的課題。
值得注意是，這現象是香港人口結構所導致。香港教會過去20年的兒童及青少年工作，並非沒有果效，事實上15歲以下與15-24歲的會眾佔人口比率，分別從1999年的2.2%與3.6%上升至2014年的4.8%和4.8%。當整體兒童與青少年人口萎縮，堂會信徒於這些年齡層相應下降，乃是自然現象。香港社會呈現遲婚、出生率下降等，同樣反映於堂會以內。
教會領袖要留意人口結構的變化，從而部署對應的策略。有些堂會漠視這些變化，堅持其傳統卻不合時宜的做法，就會自縛自限，未能投放適當資源來面對轉變中會眾。試想當堂會會眾大多為成年或金齡信徒，這些返慣了聚會的信徒，自然對恆常聚會以外的活動興趣不大；對那些職場拼博的信徒，同樣對專為他們而設的職場講座有心無力，不如返屋企睡覺或去hea下。當堂會告別青春期，教會領袖要重新思考，牧養不是搞更多更有吸引力的聚會，相反，乃是精簡聚會，提供空間，讓心靈有自由與信任的交流。
圖7：堂會會眾年齡分佈，1999-2014年
（胡志偉牧師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劉梓濠先生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研究員）
（本文已於〔使命與領導〕第六十二期(2019年3月-4月) 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