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衝突是人生不同關係中必會遇到之事，有人與有愛的場景，就預期衝突必會出現。由於華人教會文化(以和為貴、務要合一)與領袖性格(要做好人、逃避衝突)，當衝突徵兆出現時，不敢面對，結果積怨加深了雙方的衝突。筆者就善樂堂事件，作為衝突與調解的個案，作為我們的鑒戒。

成長轉變的衝突

　　地上可見的堂會，乃由罪人組成的信仰群體；當個人與組織有所轉變時，衝突就是預期會遲早發生。有些教牧要留心「創會牧者症」(Founder’s Syndrome)，堂會初創時期，信徒大多於年紀及信主年日弱於牧者。

　　後來堂會人數增多，信徒由大學生成為專業人士，在位牧者倘若不改變其領導風格，仍以家長式權力文化帶領信徒，必有部分自覺成熟的信徒不服，再加上領導層的轉變，衝突就隨時因應事件而爆發。

組織文化的衝突

　　當堂會由「家庭式」運作，家長一人話事，成長至「公司式」操作，組織文化自然有所不同。查爾斯漢迪(Charles Handy)分析所有組織會呈現四種不同文化特色 :「權力文化」(power culture)、「角色文化」(role culture)、「任務文化」(task culture)及「個性文化」(person culture)。

　　當堂會走向成熟發展，往往由「權力文化」轉移至「角色文化」，主任牧師不再一人話事，堂會議事決策要常規化，講究秩序與規則。這個轉變，自然影響主任牧師或創會長老原有不受約制的權力。不少堂會於成長轉型期，就會因此而爆發大小不同的衝突。

誠信存疑的衝突

　　「權力文化」主導的堂會，主任牧師多以其個人的魅力、刻苦、忠心與任勞任怨等品格與氣質，取得會眾的信任，從而有權可用。權力如同貨幣一樣，乃領導者與被領者之間流動的交易。有朝一日，在位領袖用權多了，而投放在信徒身上的關顧與牧養相對地少了，於是出現「權力透支」現象。這現象反映於多了信徒對牧者口服心不服，甚至感到牧者利用信徒在外沽名釣譽。

　　一旦牧者做錯了事，誠信出現問題，於是累積的怨氣怒氣一併爆發，會眾不信任的受傷感受便傾倒出來。正常的牧養關係，互有期望，一方出現期望的強大落差，就會出現激烈的反彈。牧者因其行為，不受會眾接納而失掉了信任，質疑與不信任使牧養關係困難重重。

　　筆者列舉這三項因素，並非每間發生衝突的堂會必有，但就我有限的理解，這些因素正呈現於善樂堂與林國璋牧師之間的個案。筆者只按網絡已公開之材料作出推論，倘若有錯，請以具體事實來指正我。

對應衝突

　　不少研究指出，當人要應對衝突，首要是處理情緒課題，然後才處理價值與興趣方面的差異。衝突雙方會有「鏡像知覺」(mirror-image perception)，「在人際或黨派鬥爭中，雙方對對方的批評和負面看法恰恰相同，都是感覺自己乃站於道德高地，而對方則詞窮理虧。」(許志超、蕭壽華著《相愛又相爭》，234頁)。

　　當衝突已發展至勢不兩立時，負面受傷情緒主導事件發展，理性討論空間難以建立，這個階段雙方需要邀請或容許第三者介入調解與仲裁。調解不是為了復合，乃尋求雙方和平分手，而非心存忿恨與苦毒。調解的作用，就是可以減少雙方繼續作出傷害對方的敵對行為。

　　就善樂堂事件，2018年7月8日善樂堂召開特別會友大會前一周，有友人邀請我嘗試聯絡林國璋牧師，指他拒絕與善樂堂領導層溝通。當時林國璋牧師身處歐洲，我就待他回港後，致電了解。其後，善樂堂領導層收不到或未能接納我建議，延遲召開特別會友大會。筆者聽聞善樂堂顧問林俊牧師，也曾表達類似意見，待他回港才處理。當善樂堂領導層決議向林國璋牧師採取行動，並發布公開聲明，終止其牧職時，筆者心想可能善樂堂領導層掌握更具體而不方便向外透露的內情，我還是明哲保身較好，嘗試置身事外。我過去至今，也做過中間人，也知隨時會兩面不是人，自討苦吃。

　　當袁師母發起聯署，建議善樂堂領導層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林國璋牧師事件，我贊成有關行動，但我沒有聯署，我想保持中立。這時，有教牧致電我，表達聯署聲明有「冒簽」，其宗派同工數位被人盜名簽署，我隨即在網上Facebook表達關注。

　　到10月9日前，林國璋牧師曾致電邀請我作他發佈會的主持，我拒絕了，為想保持中立角色。其後事件不斷惡化，互相指控，甚至見報。(有關事件，可參考馬斯特寫〈善樂堂與林國璋牧師糾紛懶人包〉，2018年11月8日)。

　　整件事件發展至今，就善樂堂領導層公開列舉林國璋牧師的罪狀，確實不足以構成林國璋牧師被剝奪牧職的有力理據。善樂堂作為獨立堂會，筆者及其他人確無權干涉內政；然而作為大公教會之一員，善樂堂按立牧師時，邀請外來講員時，參與公開聚會時，善樂堂也不是內部自己人處理。聖徒相通，就是獨立堂會自知有所不足時，虛心向有經驗人士請教或諮詢。筆者撰寫此文前，已透人傳話，樂意與善樂堂領導層單方面溝通，然而從不同渠道來看，善樂堂領導層綑綁在一起，一致決議與行動，不接受外界調解，這是令人惋惜的 !

　　我已失掉中間人位置，善樂堂領導層與林國璋牧師可找其他中立人士作出調解；報復式行為只會使整個香港教會蒙羞。倘若我宣稱公義，卻選擇作花生友，不趟泥漿，我同樣是袖手旁觀的共犯。

　　所有衝突，去到根底是靈性與人性的考驗。和平之道，就是衝突之一方，仍學習看對方為人，為神所創造與救贖。對方不是物件，乃是真實的；我學習尊重對方的真實感受與幼稚行為，對方同樣承認其受傷害感受與不成熟行為。

結語

　　教會衝突猶如家庭衝突一樣，我們就是這樣在又愛又恨的場景中成長。當愛與公義的期望越高，需求未能滿足時，就會產生失望、挫敗與不信任。受傷的情緒，不曾好好醫治與處理，只會使苦毒與仇恨加深，為整體教會帶來誠信的損害。我們從善樂堂事件，學習到哪些重要功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