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歷史，香港教會較多關注社區發展，乃與政府因應大量內地移民湧入，居住問題急待解決，從而有新市鎮的開拓 :
表1
估計有近400萬人口居住於不同時期發展的新市鎮當中，佔香港整體人口一半以上。從數據反映，堂會數目的增長，反映於不同宗派與獨立堂會把握時機，配合政府的新市鎮發展策略，承辦教育、社會服務與醫療服務等(見表1)。
表2
服務導向
這些棲身於新市鎮社區的堂會，動力不是來自教會對社區發展有一套指導的神學論述，相反乃是來自現實的考慮，新市鎮新增人口多了，與其期盼這些居民信主後長途跋涉返到市區教會，不如在不同新市鎮新植堂會，更能有效達成福音使命。
筆者於自84年神學院畢業，便前往宣道會元基堂(位於元朗水邊圍邨)，堂會於82年成立，以自修室服務，立足於公共屋邨。開墾初期，注重社區的福音事工，堂會因著邨內缺少兒童及青少年中心、家庭服務等；我們更積極舉辦不同社區活動，接觸街坊，確立堂會的社區形像。
86年中，「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成立了「新市鎮佈道研究小組」，召集人為陳國平，組員包括劉世增、黃家名、呂慶棠與筆者等。87年底完成了報告，從1335分問卷反映，「教會若想更有效地接觸成年人，帶領他們信主，似乎開補習班、兒童服務、旅行、品茗等活動，是較易接觸他們。」(陳國平 :〈新市鎮植堂策略〉，《植堂實用手冊》，123頁) 用現今的政治術語，新市鎮教會要做「蛇齋餅糉」事工，與區民建立關係，才能達成關係式佈道的果效。當時，年輕一輩牧者(包括筆者在內，28歲為堂主任，34歲按立為牧師)，大多認同「洛桑信約」(74年福音派領袖聚首瑞士洛桑商討使命，共議信約)，肯定基督徒的佈道與社會責任兩者的重要性。
那些年，出現所謂「社區教會」的概念，「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也舉辦不同交流會，介紹不同堂會模式。大多新市鎮堂會，扮演著「合約承擔者」角色，在其提供服務的受眾只為當地坊眾，甚少主動要為區民爭取權益。服務作為佈道之手段，乃是不少牧者認同的神學取向。筆者早期也是一樣，及後才不斷修正神學思考。
新市鎮發展原基於自給自足與均衡發展的理念，然而在實踐上差距甚大，除了荃灣與沙田接近市區，其他新市鎮因交通網絡未能配套，再加上就業不足，社區內問題叢生(典型是早期之屯門，後期之天水圍)，教會身處其中不得不作適當的回應。新市鎮教會更因政府下放若干權力予地區議會，區域意識漸強，一些堂會便摸索於社區內一條更適切與更整合的宣教路線。
議題導向
80年代，九七過渡問題浮現，政治問題觸及社會各階層，教會也不能置身事外。84年4月一群教會領袖發表了《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簡稱《信念書》)，代表著本港教會對時代轉變的信仰反省。此分劃時代的文獻，肯定教會的使命「在世上做光做鹽促使社會及文化更新」，「基督徒有責任與廣大市民共同塑造香港的前途，使香港成為一個尊重人權、自由平等、安定繁榮的民主法治社會。」
《信念書》挑戰本港教會「在社會中應扮演先知的角色，並積極策勵政府秉行公義，造福人民。」 接著，《宗教自由聲明》(1984年)、《使命香港 - 2000》(1988年)、《香港教會使命宣言》(1992年)等陸續發表，見證本港教會對社會關注議題的承擔。
筆者自80至84年就讀本地神學院，及後畢業至89年六四前，那些年瀰漫香港前途的政治討論，不少教牧與神學生醒覺與尋索教會的身分，無論於神學反省或社區牧養，呈現開放探索的氛圍。長輩領袖可以不關心這些社會與政治議題，但不會禁止及限制年輕一代的討論與異議。相對而言，現今在位領袖基於自保心態，反而自限與限人，年輕同工失掉了筆者昔日享有的自由空間。
不少堂會逐漸擺脫過往閉關自守、不理社區的心態，開始注重與培育牧區觀念；「香港教會更新運動」間接促成不同地區教牧組成同工團契，一起關注區內社會事務與堂會合作事工。
此段時期(1986 - 1997)，標誌著本港教會積極委身香港的社會參與，在眾多與民生有關事務中勇於表達信仰立場 : 反對大亞灣興建核電廠(1986年)、爭取興建東區醫院(1983年起)、爭取 88直選等。及至 89年學運與「六四事件」，首次激起本港教會大規模介入公眾事件。當時，以教會名義作出登報聲明的，可謂空前，甚多信眾或遊行抗議、或集會支援。「香港基督徒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委員會」(1989年)由此而生，表達對內地公義與民主的關注及支持。
六四事件後，教會移民潮白熱化，不少有名望教牧移民美加澳牧會，若干中堅份子離港進修，加上教牧轉換工場頻繁，與及連番社會運動受挫，整體教會對社區熱誠泠卻，不再重視社會議題。
香港回歸前後，本港教會的公眾聲音更為微弱，大多宗派為顧全大局而明哲保身，不敢挑戰權勢，迴避任何政治敏感課題。進入特區年代，本港教會就政教關係掀起爭論的事件 : 應否派代表加入推選委員會(1996年)、自籌國慶崇拜(1996年)、基督教界普選(1998年)等。
結論
神學反省方面，本港教會無疑肯定傳福音與社關的夥伴關係；問題卻在踐行方面，「服務導向」能建立關係，爭議較少，而「議題導向」則會爭議較大。筆者看堂會的社區參與，兩方面均是需要，堂會不能只以提供服務為滿足，因為結構不義不曾處理。教牧要智慧地走出傳統或體制的框架，進場參與，退場思考。
社區參與，從來不是有套神學或指導思想，乃是教牧與信徒一起在做中學，在學中思，實踐深化信仰，從而「做神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