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教會，常為人詬病是對文化的嚴重忽略；上一代大多對文化不存好感，抱著負面的敵視態度。華人教會大多對世界存著既愛且恨的矛盾心理，其中涉及「終末論」對這個世界不同取向的解說。年輕一代期望堂會向身處的社會有更積極的參與，否定某種「避世」或「離世」的取向。年輕一代認為現今身處世界正是我們「活出福音」的真實場景，信徒要本於真理，持守真理，積極參與在世生活，這才是「爾國臨格、爾旨得成」在地若天的生活。

　　麥格夫理解「福音派」對世界的取向，乃是「進場參與」(Evangelicalism and 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既肯定文化又予以批判，但這種取態卻甚少見於我們華人教會。按筆者有限觀察，在位教會領袖對文化無知或「器用」心態居多。

　　柯羅奇 (Andy Crouch)於《創造文化:世界潮流中的福音新呼召》(Culture Making) 一書歸納福音派對文化有四方面偏差的取向 : 斥責 (condemn)、批判(critique)、抄襲 (copy) 與消費 (consume)。柯羅奇剖析福音派最大的失陷是無力「創造」(create) 文化，這正反映於現今華人教會的主流論述。文化只視為「福音工具」的「器用」層次，而最能展示此種文化失連的現象，莫過於所謂「福音電影」與「福音微電影」! 按此思維，《少年彌賽亞》是值得推崇的「福音電影」而遠籐周作改編而成的《沈默》就難以推介了 !

　　年輕一代不滿傳統教會長期於文化的缺席，又質疑若干堂會與機構只會工具式抄襲文化，變質為「宗教式消費文化」。福音信仰不能抽離文化而獨處，華人教會要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根本不存有一種從天而降的「基督教文化」，我們不可能把現世不同文化百分之百「基督化」，但基督徒可以於既有文化場景中持續「耕耘」(cultivate)與批判(critique)，別樹一幟，彰顯美善。這就是教會對文化可作的貢獻。

　　韓特 (James D. Hunter) 於 To Change The World : The Irony, Tragedy, &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ate Modern World，指出教會人士高談「要改變世界」與「要轉化城市」等論述的不足，這些口號往往一廂情願的「理想主義」。

　　美國「福音右派」立場靠近「共和黨」，而「福音左派」則貼近「自由黨」。「福音右派」著名教會領袖有「愛家協會」的杜布森 (James Dobson)、「監獄團契」的高爾生 (Chuck Colson, 2012年逝世)等，倫理立場是反墮胎、反同性婚姻、反對幹細胞移植等，而「福音左派」領袖則有華理士、甘普路 (Tony Campolo)與麥拉倫 (Brian McLaren) 等，積極倡導公義與扶貧、反戰、關注愛滋病與全球暖化等。

　　「福音右派」領袖企圖改變文化，不幸地表現出來的思維與手段，正與其反對的對象一模一樣，結果是更強化了雙方的矛盾對立。試看台灣與香港，教會為了反對「同運議程」而動員的群眾運動，造成的後果是「排斥同志」多於「款待鄰舍」。

　　當福音信仰群體要進入現今多元文化之中，「權力遊戲」便成為「福音右派」的心魔。「福音右派」的毛病就在於採取了敵人的策略，以為借助政治權力與「市場式民粹主義」，就能戰勝敵人。部分「福音派」不自覺地走上「成魔之道」(意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至終變成了另一種權力化身)。華人教會要認真反思 : 我們於文化戰線上是否採取了由懼怕與忿怒而來的不正當手段 ?

　　韓特批判「福音左派」，也犯上「福音右派」的毛病，就是同樣企圖借助政治「權力」來推動扶貧、公義與環保等課題。「福音左派」與「福音右派」的分野只在於兩者各有其關注的議題，做法是兩派均動員群眾力量，期望政府在施政方面能履行此類教會持守的文化價值，「福音左派」強調人權、平等、公義、環保等課題的適切性，而「福音右派」則堅守生命權、婚姻與家庭等傳統價值。

　　韓特接著批判「新信洗派」(Neo-Anabaptists)，或稱之為「侯活士派」(Hauerwasians)。這幫人士的不足，就在於以「拒絕進場」方式來高談「教會要成教會」。「新信洗派」人士要與所有權力架構保持距離，拒絕任何形式的「參與」(engagement)，認為此等做法會帶來教會「君士坦丁化」(Constantinization of the church)。「新信洗派」對建制教會的腐化，所作批判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置身場外」的取態，使這群清高人士走向「抽離主義」，對文化不作更進取的耕耘。

　　筆者認同韓特倡議「忠信臨在」(faithful presence) 作為基督徒進入文化領域的進路。教會領袖鼓勵信徒敢於進入場景，參與文化建設，並與文化對話，積極面向挑戰，在文化領域展示基督的「忠信臨在」，並非要「重奪七山」，不意味人多勢眾能產生「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也不保證成功與受歡迎。

　　唯有基督徒進場文化領域，不怕下水濕身；正如潘霍華的入世屬靈觀，看耶穌在世的生活是道成肉身式。不少次文化能「潮爆」為主流，皆因有一小眾鍥而不捨地展示某套語言、某種打扮、某類表現等，凝聚一段日子後便有「爆破力」，進而領導潮流。身處多元的公共空間，話語權或文化席位從來不為教會預留 ; 面對「市場掛帥」的俗世文化，信仰價值要於俗世文化突圍而出，確實會遇上不少困難；但更重要是教會領袖有遠見，敢於開拓文化使命，培育有文化素質的基督徒，我們才能在文化土壤中佔一席位 !

　　教會領袖要放棄「假大空」的異象與論述，不要重覆前人與同輩的錯失，在參與中不斷反省，才能成為「進場參與、退場思考」的文化耕耘者。

(文章足本見《校園》2018年1-2月號，現節錄其中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