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二十年，香港教會的發展，對應香港與中國的發展，2009年可以說是一個重要分水嶺。09年的本地教會如同「盛世」，各類事工有蓬勃的成長。那段時期，不少堂會與機構，受「好大喜功」文化影響，成為「超大堂會」等同亮麗業績的說明。

　　到了2014年雨傘運動，教會整體形勢陷於劣勢，面對著「內憂外患」的困境。大多堂會面對青年信徒與「信二代」出走現象，大專生與初職信徒是不少堂會年齡層人數最少的一環。會眾年齡老化，再加上堂會本身成立年歲老化，這雙重老化意味著活力不再、承載力下降，而部分堂會結構的老化與僵化，更與時代社會脫節，堂會只留得下成年、長者與兒童。外患則是整個後現代文化思潮、極端主義、極度自我中心與消費心態等氛圍，皆不利於信徒活出信仰的價值。成功神學與實用主義不知不覺間成為教會領袖奉行的潛規則，無論堂會或機構，夠大夠多方為成功，自然受人愛戴與追捧。教會江湖，乃是成王敗寇，跟紅頂白是新常態。

　　目前香港教會最大外患肯定是「中國因素」。當習主席於十九大展示大權在握，要落實全面管治，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政主教從」就是必然發展的趨勢。有些教會領袖可以繼續「裝睡」，當作沒有事情發生，堂會運作照常。

　　習時代宣告一國兩制必會成為一制，原先承諾已失掉，詮釋權全在中央官員手上。筆者對教會前景是悲觀，不認為擴堂發展適合時宜，反而本港教會要重新思考化整為零，超大堂會自會樹大招風，面對無形之手干預。堂會發展契機不宜投放在硬件上，這些會因政治投誠而失去原有效用。教會發展契機就是回到基本 : 我們要銳意培育自主、自立與自養的門徒 : 能在任何場景有敬拜與團契生活，能獨立思考有辨識能力了解威權下教會生態的轉變，能持續學習與實踐信仰。

　　堂會要作最壞的打算，教導信徒有智慧與有勇氣與政權「周旋」，有些次要可作妥協，有些底線必要堅持。惟有我們能認清形勢，了解虛實，就能預備好個人與整體迎向前面的嚴冬。那些宣稱一切不變的與平安和諧的，教牧與信徒要有所辨識；前路是不易走的，本地教會取經不要美國教會了，反而東歐、中東、南韓、內地家庭教會及台灣長老會等，這些信徒與政權「周旋」的智慧，正是我們可以借鏡的。

　　習近平時代是教會發展的Kairos，就在乎你對真教會的理解是怎樣。

(文章原刊登於《時代論壇》1576期，2017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