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會一向積極參與社會服務，不遺餘力。打從宣教士來華宣教，開拓及承辦多元化的服務，救濟扶貧，援助弱勢，辦學傳道。至今，香港不少宗派設立社會服務部門，持續發展；地區堂會則以聚會場地提供服務，佈道與服務並存，促進整體社會的福祉，有美好的見證。

　　然而，因著社會服務的專業化與管理的過盛發展，教會服務已變得過於依賴政府的資助，致使行政工作繁重，交數文化，營辦社會服務日漸受到外在因素所支配，福音事工難以融入其中，角色與協作早已不在教會的手中。與此同時，堂會忙於內部牧養，要兼顧服務的擴展，拉力甚大。教會面向社群的需要，服務的提供與福音使命的踐行，要有智慧作出適切的規劃與定位，才有助堂會的整體發展。

　　由於基督教與社會服務的討論範圍較為宏觀和廣泛，此文涉及的討論或略欠深入，希望在編幅上能在堂會與社會服務方面，作出探討，引發想像。

政府資助與社會服務

　　如前所述，目前一些宗派、機構及堂會都有正式成立社會服務的部門，提供具專業和完善的服務，對服務使用者有較好的照顧，這是肯定的。基督教社會服務機構的成立是有助向政府申請資源，長遠推動，無可厚非。

　　誠然，教會機構發展社會服務亦存在不少隱憂，由於接受政府資助的制度(subvention system)及問責(accountability)，服務的提供要聘任專業人士，不論是前線或是管理人員，與營辦宗派在服務宗旨的執行，存在一定差異，承辦社會服務的初衷亦出現變化，帶來負擔多於產生協同效應(synergy)，漸漸也離開了原來建立服務的理念和理想。盧龍光牧師指出，不少教會機構在接受政府資助後產生不少內部行政問題，失去了「回應社會的需要」作為服務宗旨的原意。(〈基督教週報第2296期，2008年8月24日〉)

　　另一方面，堂會接受政府資助設立社會服務中心，借用中心場地作為聚會的地方，中心則於開放時間提供服務，彼此配搭，原是美好。可是，資助服務需要聘請專業社工運作(Professionals)，教會將服務外判，走向更專業化的方向，教牧人員並不能於服務中宣講福音，意味著將福音事工與服務結合的主導權分割出去，不再屬於教會。筆者曾經是前線社工，也有擔任中心主任的經驗，明白要在堂會與服務之間，找到共同關注與分工，以致能達至服務與宣教的平衡，並不容易。問題不是社會服務本身，而是現時行政架構、專業化發展與政府資助制度下的期望，加劇分歧。你可以想像，堂主任是中心主任的上級，外行如何有效與內行合作和進行督導？就算堂主任具備社工訓練，在角色的協調上也甚為困難，誰是服務的帶領者？誰是宣講福音與服務的結合者？倘若堂主任兼擔中心主任的角色，將會帶來繁重的協調，教牧人員在牧職與服務的角色如何兼容？筆者明白堂會在服務投放的財政和人力，以致不能不作出計算，這正正是不少堂會營辦社會服務的困局，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

　　近日，有教牧向筆者大吐苦水，分享其堂會所營辦的服務單位，雖然沒有接受政府資助，但管委會重視專業化服務，以致在配搭上仍有很多限制，人力拉扯很大，也造成堂會在財政上的擔子。筆者只能建議，教會不能抱殘守缺，迷信「專業」，一成不變，否則，營運社會服務只會成為重擔，而不能對堂會福音事工有裨益。教會要認清社會服務的專業化，有其規範的發展，堂會並不能一相情願，以為服務必然能配合福音事工的擴展。筆者觀察很多堂會提供的社會服務，大多是與堂會福音事工無直接關係，出現服務歸服務，傳道歸傳道的情況。故此，不少宗派和堂會的社會服務部門已走向獨立運作，教會與服務各自發展。

堂會與社會服務

　　根據《2014香港教會普查統計數據集》，堂會以聚會地點提供社會服務有66.0%，佔整體849間，較2009年的63.9%略高。在16項社會服務類別，以温習間服務和扶貧服務的堂會分別佔198間及186間，當中超過九成是堂會以自資方式推行(參表一)。其他較常採用的社會服務有閱覽/自修室、長者中心/長者服務、社區中心/社區多元服務及新來港人士服務等。

​

　　香港教會近七成為中小型堂會，不少在資源和人力上十分欠缺，難以獨力運作較完善的社會服務，多數堂會只能以自資形式運作，或只有部份項目接受有關津助，堂會在此處境下，反而能善用場地提供服務，藉此接觸鄰近坊眾，作出牧養關顧，更靈活(flexibility)和動員(mobilization)，靈活是服務的量與方式可作多變，動員是會眾能按恩賜參與，堂會因應場景作出適切的回應。

　　一般而言，温習間所佔的地方較彈性，中小型堂會樂於採用；透過旅行、小組及家庭探訪等，亦容易接觸社區中的基層家庭。或許，教牧在關顧方面經驗未必足夠，需要付出較多時間，若還要親力親為籌辦活動，心力和時間皆有張力，堂會這方面可邀請福音機構合作，以補不足。與此同時，牧者要動員事奉人員的參與，在推行服務與牧養關顧上有所支援，以免被服務牽著走，影響整體的牧養素質。

佈道與社會服務

　　按2014教會普查顯示，有關堂會的佈道實踐方式，採用純信息只有25.1%，其餘大多數是與服務並重。而實踐服務為佈道方式佔72.8%，比較2009年的60%，有大幅上升(參表二)。

　　以服務作為佈道的策略，故名思義，服務只是方法和接觸延伸，無需受到堂會場地所局限，堂會可以採取外展手法，在校園或社區，或是探訪與小型嘉年華，作出佈道。換言之，堂會能按其天時、地利、人和，作出部署，採取做少得多(less is more)的策略，對中小型堂會較為可取。

　　此外，筆者認為中小型堂會(50 - 100人左右)可以與鄰近的堂會合作，凝聚教牧及信徒聯合推動，由教牧同工先作帶動，交換講台、温習間、家庭活動及青少年歷奇等，均能帶來堂會向前的動力，强化教牧的領導力。

教會使命與社會服務

　　近年社署透過不同渠道主動接觸地區堂會，邀請一些堂會成立非資助式的睦鄰中心，政府以優惠租金租出地方，讓堂會以場地營辦服務卻同時可用作教會聚會。一般是位於屋邨的地舖，服務基本上沒有接受政府資助，主要經費由堂會一力承擔。然而，這種打正旗號提供社會服務的睦鄰中心，雖然其自主性較大，但卻同樣要面對提供社會服務的壓力。以筆者所認識一些堂會，為了回應服務需求，要聘請一至兩名職員負責運作，財政與工作量需要作出調適。曾經有教牧分享，堂會在運作服務提供方面確實遇到人手上的緊張，特別是每天提供的偶到服務(drop-in service)，在中心人手不足的情況下，教牧也要走位，造成不少壓力，牧者做服務多於牧養。面對這種處境，堂會需於服務提供與福音事工方面，作出適切的調整，例如可先減少偶到服務的開放節數或縮減時段，無需天天開放兩節甚至三節時間，以達至服務與人手的適當分配。其實，堂會要問不是要辦多少社會服務才足夠，而是要思考從教會使命作出發，達致佈道與服務的「不可分割」。

　　在《使命群體Win‧Build‧Send》的序言中，連達傑牧師指出「使命教會」(Missional Church)是一個蒙主耶穌救贖的屬靈群體，受主委託，被差進入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及國家中，完成教會在地上當有的任務。換言之，使命教會最終是要「得人、建立、差遣」。教會作為使命群體，每當堂會過於重視擴展社會服務而盲目追求更專業化，接受過多政府資助的時候，便會則重服務，對堂會的牧養質量造成阻礙。正如郭乃弘牧師在《更新地方教會的策略》指出：「今天上主之國和世上的國的距離是何等的遙遠，兩者更遭各種人為因素重重阻隔，教會的使命就是要把兩者(尤其是上主的意念與人的意念)拉近與接連。教會要努力藉宣教與服侍(mission and service)，把上主之國的質素反映在這世上。」(p.56)。因此，堂會的社會服務並不單是質與量的增加，而是教會使命的踐行，切實做好福音與服務的結連。

結語

　　借用前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總幹事劉國偉在〈五十年來社關路〉的一段分享作為本文的總結：「放眼未來，倘若教會在社會關懷事工上，要有具體的承擔，則必須檢視自身的動機，並需要具備長遠的事工策略思維，及建構事工及行政框架，找到社會服務與建設教會的接合點(不一定要植堂，卻不能不與個別堂會事工連接。)以圖長線投身有需要的群體或社區當中。」

　　企盼，香港教會走出「社會服務」的迷思，達成教會的使命。

(本文刊於第54期《使命與領導》，2017年11-12月)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執行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