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學者菲利絲蒂科(Phyllis Tickle)於The Great Emergence : How Christianity is Changing and Why 一書，回顧歷史，她理解「建制化基督宗教」(Institutionalized Christianity)每逢500年左右，便要進行盤點清倉大售賣。第一世紀，耶穌帶來初期教會的福音運動、第六世紀大貴格利(Gregory the Great) 與修道運動、1054年「東西教會分裂」及1517年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
2017年便是紀念宗教改革500年的日子，同樣也是教會全盤檢視、思考未來發展的良好時機。路德引發的「宗教改革運動」，是我們尚待完成的使命，就是「教會需要不斷地被改革」(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教會領袖需要時常「回到本源」(ad fontes)，辨識教會有否不知不覺走錯了方向，偏離了原要持守的異象與使命。
對比500年前建制教會，現今香港教會文化呈現「好大喜功」，組織結構因老化而選擇安於現狀，世代之間觀點對立與價值矛盾，使命與事奉演變為「專業式精英主義」，未能好好整理基督徒群體於社會的公共見證。
體制改革
昔日，羅馬教廷只顧本身，大興土木建造美侖美奐教堂，默許縱容形形色色商業化宗教活動如售賣「贖罪券」、朝聖旅行等。路德不滿教會權力貪腐，無論教宗利奧十世、大主教亞爾伯特、教廷委辦特次勒(Johann Tetzel) 等領袖，大力銷售「贖罪券」來促進庫房收入，把救恩淪為商品。聖經宣講的福音信息失落，取而代之是各式善功善行。因著體制腐敗，不滿由此而起，於是宗教改革運動的氛圍形成，等待路德於1517年威丁堡釘上《九十五條論綱》挑戰建制教會的權威，就掀起一發不可收拾的宗教改革。
教會首先要認真在組織結構方面作出反省與改革。現今教會組織的運作大多採用企業方式運作，市場競爭與行政主導成為事工背後的「潛規則」。侯士庭(James Houston) 一針見血指出教會組織機構化的危機 :「機構化環境容易變成以技術為主導的架構，幾乎不容神的靈有機會影響決策和指引方向」(《喜樂流放者》，97頁)。教會「機構化」(institutionalized)帶來個體被放逐，於是教會組織以「超現實主義」來建構其事工議程，要取得世俗的成功。起初的堂會成功故事，確實振奮人心；逐漸類似故事改編公式化地湧現，慣常就失掉了味道。
正如林沛理形容，現今很多人對教會的態度：「我對宗教沒有不滿，只是受不了它的組織、系統和架構。」(《亞洲週刊》，2015年12月27日) 教會組織該怎樣精簡化、靈活化、去中央化，不讓科層架構攔阻其決策與運作 ? 教會組織發展有否過度膨脹的權力，只著眼於事工增長，欠缺了「宗教情操」與感染人心、具有深度的信息 ? 我們是否淪為宗教組織的平面人 ? 現今不少信徒心靈渴求，正是教會宣講與踐信的聖道能辨識真偽、指引前路 !
有人認為建制教會千瘡百孔，積習難改，需要「破舊立新」才能帶來《大變革》(來自麥拉倫之書名，Everything must Change)。也有人認為教會體制，可循序漸進地進行改變，任何急速轉變只會導致災難。也許我們可以「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來理解，破壞會有短期傷害，但長遠會產生重大正面的影響。
無論如何，經過500年的教會，當下挑戰是她「必需活出她自己(道德和靈性)，完全轉化為愛的群體，讓看不見的神透過她再一次把自己彰顯給世人看。」(斯托得著《心意更新的教會》，70頁)
社會改革
「五百年前，馬丁路德主張上帝的恩典並非商品。他對經濟的嚴厲批評，不獨呼籲教會要改革，連社會上高利貸蠶食窮人的手法也要改善。」(《大自然 - 並非商品》，教會改革運動500周年系列4，8頁)
當十五世紀的教會，教宗同時為政治領袖，有權把反對者驅逐出教會，或頒佈禁令限制某地區人民不能領受聖禮與舉行葬禮，控制經濟資源等，改革者要把政治權力交還政治領袖。昔日建制教會濫用權力，帶來教會領袖爭名奪利，醜聞纏身；在這樣背景下，路德倡導的「兩個國度論」，辨識「刀劍權力」歸政府，而「聖道大能」歸教會，限制教會攫取不屬於其本身的權力。
反觀現今世界，政治現實剛好相反，無論是極權或民主政府，政治領袖大多「有權用盡」，相對而言，教會已被邊緣化而失掉其公共身分與影響力。部分教會人士對「兩個國度論」的誤解，認為教會只關注屬靈事務，盲目順服政權，要抽離所身處世界。
信義宗學者諾德斯多克(Kjell Nordstokke) 總結路德的宣講與著作 :「並非只關心屬靈的事情，還常論及政治和經濟」(《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教會改革運動500周年系列1，32頁)。「聖道大能」不只限於堂會之內，乃面向社會的公開宣講。牧者路德的一些見解，如對猶太人的看法、呼籲農民停止抗爭等，用今日眼光看是「政治不正確」，有部分是令人感到遺憾。諾德斯多克這樣評價路德 :「我們應該欣賞他洞悉時弊的能力，尤其他有勇氣回應社會議題。」(32頁)
沒有任何教牧與信徒，講論政治或公共課題，其言論與立場就等同真理；我們於這些課題的言說有錯，不是什麼大問題 ! 有些人認為教牧要避開爭議性課題，寧願「不題」與「少提」為妙，於是我們選擇評論美國總統特朗普而避談梁振英。筆者不認為崇拜講道淪為時事評論，但牧者於講道中以近期發生時事作例子說明，或於「臉書」(Facebook) 分享個人意見，是予以肯定的。相反，牧者越怕談論，不敢面向公眾表白意見與立場，不能面對不同與相反的意見，反而限制了群體一起於公共參與的學習與成長。更可悲是有部分領袖善意地要求教牧於「臉書」或 Whatsapp等新媒體平台「噤聲」限制言論。
教會的「倡導」使命，使教會能適切解讀時代徵兆，保持清醒頭腦，與強權及不同意識形態抗衡。「教會是否採用了宗教消費主義的模式，並在道德議題上不聞不問，還是對世上愈嚴重的貧窮及不義感到忿忿不平 ?」(《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41頁)
路德倡導「信徒皆祭司」，重新理解「召命」(vocation) 體現的場景不再限於修道院，每位基督徒乃是進場社會來履行服事。聖俗世界不再二分，所有領域皆服於上帝的主權下面。路德等改革者把信徒從修道院與堂會解放出來，社會服事與堂會事奉，在神眼中同樣是尊貴。
加爾文於1541年重返日內瓦牧養時，整個城市常處於恐慌和混亂中；他感到有責任要治理「失序」世界，把城邦事務回復至上帝主權下面的「井然有序」。加爾文理解整個世界任何領域皆是信徒體現上帝的主權與榮耀。無論路德或加爾文，改革者肯定信徒受差派進場世界，忠信地見證上主國度的臨在。
結語
500年前路德、加爾文、慈運理等改革者，原本無任何地位或代表性，持守聖經真理，挑戰當時建制教會，從而展開綿延不盡的改革運動。現今香港或海外華人教會，經歷歲月耕耘而形成身量豐碩，有些已失掉活力，後繼無人，2017年便是我們整理前人經驗，汲取教誨，探索前路，從而帶來教會更新、使命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