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時今日為了信仰而「甘於愚拙」也不是一條易走的道路。社會與教會多的是講體面，要「識做」，如李國章或稱許或嘲諷陳文敏要做nice guy。從現實角度看，堂會確實有為數不少的 nice guy，但是否有陳文敏的學養與品格則是未知之數 ?

聖經的「愚拙」與坊間談論「愚蠢」有共通，也有差異。就理性與知識論的角度，基督徒的智力或智商不會高於及低於未信者。年輕時，筆者聽過不少反智與反進化論的講道，這些講論有時無意之間低貶世俗的科學與研究，更引用經文嘲諷為「世上的小學」(西二8)。

按筆者觀察，本港大多堂會為中產，而中產身分的界定之一是有大專教育學歷，因此堂會大多信徒的智力應有一定的水平。然而，為何華人教會常予人「反智」的觀感 ?

筆者對此現象的粗糙理解，就是堂會的組織運作與決策很多時是按照「習慣」(慣常做法) 多於理性思考。可能有人會說 :「我們開會時，不是很理性地討論問題嗎 ?」與會者確是理性地討論一些無關痛癢的議程，但一些更重要的討論事項卻不會放在議事桌上。有些堂會更會議事還議事，執行卻是另一套。

有時看一看堂會選舉領袖的機制，便能理解堂會領導層為求施政順暢，當選或委任的領袖，基本是「同聲同氣」，異議者一早被排除，於是堂會領導層常犯毛病便是「集體盲思」(group think)。筆者見識不少神學院、宗派、堂會、機構與差會等於決策方面所做的「蠢事」(利申 : 我參與不少組織的董事會，我也做過上述這些「蠢事」) !

要避免同犯一樣的錯誤，是有法子減少的；可惜是教內自以為是與自高自大的領袖特多，他/她們不肯放下身段與位置，聆聽相反甚至對立的意見，先「定性」 (不信聖經權威、自由主義者、反建制、激進派等) 與標籤對方，根本不從相反角度來檢視問題，從而作出改善。

有些教會人士是「故意愚蠢」，拒絕新知，把堂會封閉於其「集體記憶」想像應是這個樣子；甚至堅持這樣思考與做法為「正統」，任何更改則為異端。有些教會人士是「無心愚蠢」，明明在外面有不少類似知識與經驗可供參考，卻不會向人求問與求教。還有些教會人士是「選擇愚蠢」，因這是最安全的做法，有其他人一起承擔責任，大不了便道歉了事，毋須問責而下位。

正因為教會組織的習性是要求「一致性」，抗拒差異，更不屑於多元化與多樣化，變相地教會組織只會走向「官僚化」，樣樣按本子辦事，不做「越矩」事情。如筆者見識過某些堂會借堂之「官僚」程序，遲遲未有確實的回覆。當教會組織運作如同政府部門一樣，我們只見運作有效率，堂會已失掉了重要的「人情」。

文藝復興時期，伊拉斯謨 (Erasmus, 1466-1536)，寫了嘲諷當時教會的《愚人頌》，他看愚人是「唯一樸實、誠實和講真話的人」，而愚人的心思都從表情和談話中表露出來了。相反，「醒目仔女」卻有兩條舌頭 : 一條舌頭講真話，一條舌頭編造謊言。「愚人心術正直，沒有陰謀詭計和惡，而智人卻自認爲無人與之比擬」。

用聖經理解，如同保羅所理解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林前一27)。

對比世人的智慧，神的智慧是使「聰明反被聰明誤」，當人「謀算虛忘的事」(plot，詩二1)，「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詩二4)。當中央與特區政府越強力對付「港獨」，只會適得其反，驅動更多年輕一代支持「本土」運動，甚至否認中國人身分，這是筆者不想見到的走勢。

「為基督而成為愚拙」(fool for Christ)，不是智力高於別人，乃為信仰緣故，有時甘於「不識做」、「不俾面」、「不負責任」、「不夠nice」、「不夠醒目」，求主引導我們不愚蠢卻愚拙 !